無論是在中國和美國，還是其他國度，法醫DNA數據庫曾經成為一種越來越有用的破案工具，也是法醫物證檢驗的重要技術開展方向之一。

　　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執法部門在何種水平上能夠獲取公共和私有數據庫里的遺傳信息。

　　近來，美國學者、范德堡大學研討員詹姆斯·W·黑澤爾等人提出，樹立全民性的法醫學數據庫，把一切人的遺傳信息歸入其中，假如施行辦法得當，可以比現行的辦法更有效果，既能改善對特定人群的歧視，也不會犧牲民眾幾隱私。

　　11月23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發表了黑澤爾等人的觀念文章。

　　美國基因數據庫的運用現狀

　　黑澤爾等人在文章中寫道，依托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數據庫包含的1650萬罪犯和被捕人員的遺傳材料，再加上公共和私有數據庫里，患者、消費者和研討被試者等上億人的遺傳數據，警方能夠直接地或經過親屬間接地聯絡到絕大局部美國人。

　　今年早些時分，美國的執法機關便應用公開數據庫GEDmatch，抓住了臭名遠揚的“金州殺手”。消費者能夠上傳帶有個人標識的遺傳數據至GEDmatch，以理解本人的宗譜信息。執法者裝作普通消費者，將立功現場采集到的DNA上傳到GEDmatch，結果發現數據庫中有人和罪犯有親緣關系，進而借助遠程親緣搜索技術肯定了“金州殺手”的身份。與此相似，借助對公開數據庫停止遠程親緣搜索的辦法，美國警方曾經破獲了13件舊案。

　　假如說執法機構的此類行為，還可以以“作為公開數據庫，GEDmatch并未明白制止警方運用”作為說辭，黑澤爾等人以為，愈加讓人擔憂的是，警方可能會介入23andMe和Ancestry.com等直接效勞消費者的公司手中的基因數據。

　　不用基于合理根據申請搜尋令，“只需一張法院傳票，執法機關就能夠命令這些公司查證他們的數據庫中能否有和立功現場DNA匹配的數據”。思索到這些數據能為不可勝數的案件提供線索，執法當局把手伸向它們是遲早的事，黑澤爾等人以為。

　　至于醫學研討的數據庫，只要美國衛生部和國度衛生研討院（NIH）贊助的項目遭到醫患失密協議的維護。關于其他的醫用數據庫，警方也只需一張傳票，就能夠隨便獲取患者電子病歷中的遺傳信息。

　　此外，美國許多州和聯邦執法部門，都具有本人的基因數據庫，其來源不只包含已被定罪的重刑犯，還包括重罪調查中被捕的人，以至某些犯了輕罪被捕的人，而且美國最高法院曾經為這種做法背書。

　　提議樹立全民性法醫數據庫

　　在黑澤爾等人看來，樹立全民性法醫數據庫，有助于破獲和威懾謀殺、強奸、搶劫、偷盜等嚴重立功。DNA比對在抓獲重刑犯方面至關重要，在審定尸體和遺骸方面也很有用，但是執法部門現有的數據庫掩蓋范圍有限，因而才需求應用各種公共和私有數據。即便采用這種辦法，取得直接匹配的可能也不大，常常必需借助費時費力的遠程親緣搜索技術。此外，協作的第三方需求重新剖析警方提供的基因樣本，這將帶來大量反復工作，效率堪憂。

　　黑澤爾等人同時以為，全民性的法醫數據庫也能夠改動執法機關在遺傳學調查方面隨意且缺乏規制的現狀，并有助于維護罪犯無辜家眷的隱私，以至處理種族歧視的問題。

　　首先，不需求再運用“金州殺手案”中的遠程親緣搜索技術，從而減少對罪犯無辜親屬的攪擾?，F行技術找到親屬的DNA匹配后，需求尋求此人的協助，并在其家族譜系中搜索可能的罪犯，這一方式顯然會給這些人帶來不少費事。

　　其次，執法當局不再需求運用公共、私營公司和醫學研討的數據庫，以至能夠立法制止這種行為。黑澤爾等人以為，這樣的法律規則將促進醫學等范疇的研討，由于有研討標明，很多民眾，特別是有色人種，由于擔憂政府的濫用，而不愿意將遺傳信息提供應研討人員。

　　最后，全民數據庫將不再有歧視性。執法部門現有的數據庫里只要被拘捕過的人，年輕的非白色人種居多。這樣的數據庫難免有歧視弱勢群體的嫌疑，由于沒有很好地代表收入更高的白人群體。

　　隱私擔憂和誤用風險

　　關于黑澤爾等人的提議，國內一法醫學專業人士以為，全民數據庫的想法很大膽，但也存在數據泄露、信息濫用的風險。

　　2008年底，歐洲人權法院裁定，無限期地留存生物信息進犯了《歐洲人權條約》所維護的隱私權。受此影響，英國必需銷毀一切犯輕罪被捕人員的DNA樣本，重刑犯的樣本在其被捕后也最多只能保存3年。

　　黑澤爾等人以為，此項判決局部基于對罪犯數據庫歧視性和污名化的擔憂，但是假使每個人的數據都會被采集，這種擔憂就沒有根據了。反而是數據誤用的風險，會由于全民性數據庫的樹立大大增加。

　　與此同時，他們也提出，存在有效的方法來應對這一問題。

　　首先最需求留意的是，法醫數據庫只需求遺傳標志信息的一小局部，美國目前測定20個特異性的短串聯反復序列位點，這些位點的個體差別性很大，能夠用來辨認個體，但是其中包含的信息普通沒有什么醫學意義。這樣一來，執法部門只能接觸到不那么敏感的信息，而不是像如今這樣，能夠接觸到個人的完好遺傳信息。

　　不過，這點遭到上述國內專業人士的質疑。“理論上講，目前用于個體辨認的STR分型，暫時未被發現包含其他信息（如疾病信息），但不掃除這種可能性，假如的確包含，那問題很大。”他說。

　　第二，能夠立法進一步避免DNA數據的濫用。能夠立法規則遺傳數據必需和個人辨認信息別離，并且設置更健全的“暴露”程序——限制執法機構只要在肯定呈現匹配時，才干訪問個人信息。黑澤爾以為，“一個中心化的程序要比如今分散于各州和各公司的程序更容易監管”。此外，能夠進一步限制數據的用處，確保其只能用于重罪調查和失蹤人員遺骸鑒別，且只要拿到法院的搜尋令才干訪問。

　　最重要的是，黑澤爾等人指出，法律應該規則，一旦獲取了需求的遺傳信息，用于剖析的生物樣本必需立刻銷毀，以免被用于其他用處。

　　第三，能夠運用密碼學手腕，運用多重密鑰加密，確保只要一切相關方同意才干解密數據，防止數據被雙方面濫用。而且，依托全民性數據庫，警方就能經過DNA匹配到一切人，足以滿足執法所需，也就沒必要運用電子病歷和研討被試的數據，進而能夠立法制止警方介入其他來源的數據。這一舉措將根絕公權利接觸公民完好的遺傳信息，增加公眾對醫療、研討數據庫的信任。

　　最后，立法重罰誤用遺傳信息的行為將更有可能。由于國會的立法者將會和弱勢群體一樣，也變成了利益相關方。好像嚴厲立法維護個人通訊記載和稅務信息那樣，由于立法者，及其親屬和選民都和一切人一樣遭到影響，他們必然有更激烈的動機標準基因數據的運用。

　　當然，黑澤爾等人指出，有很多施行中的詳細問題需求進一步討論，但是，全民性基因數據庫的樹立，無疑將進步刑事調查的效率、精確性和勝利率，并威懾潛在立功行為的發作。

　　“關于此問題的討論必將啟示我們考慮，社會對隱私、公平戰爭等法律維護的承諾。”黑澤爾等人最后寫道。